:改革开放40年:高考 改变亿万中国人命运

改革开放40年:高考 改变亿万中国人命运
2018年06月12日 07:55 人民日报海外版

  改革开放40年

  高考,改变亿万中国人命运

  本报记者 韩维正 彭训文

资料图:6月8日,河南郑州一高考考点外,家长等待考生。 中新社记者 王中举 摄资料图:6月8日,河南郑州一高考考点外,家长等待考生。 中新社记者 王中举 摄

  1977年冬天,中国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。1978年春,他们中的5%(27万人)走进了各大高校的校园,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。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,也是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入学40周年。40年间,一批又一批大学生已从奋进的青年变成了睿智的长者,中国也发生了改天换地的沧桑巨变。

  又是一年高考时。高考变迁与人们命运转折有怎样关系?高考制度之于我们国家到底有怎样的意义?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回望高考,更有别样丰富的内涵。

  见证中国高考的时代变迁

  1977年10月,23岁的牛大勇从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调往河北一个工厂,做汽车修理工。路过北京时,他从亲戚处得知,要恢复高考了。“我已经多年没上学了,初高中基本都没怎么学,高考怎么考啊?”牛大勇虽然心里没底,但还是在亲戚的鼓励下,带着四处搜罗来的初高中教材到了太行山里的一个小三线工厂报到。

  牛大勇认为自己刚来车间就想着参加高考,与工厂勤奋工作的作风不符,心理上很有压力。“所以我白天努力工作,但一下班就什么都不顾了,看书学习、温习功课直到深夜,第二天起床后再抓紧时间看一会儿,就匆匆忙忙去上班,真是争分夺秒。”

  如今,牛大勇已是北京大学(分数线,专业设置)历史系教授。回忆起当年的高考,他依然感慨万千:“那时人心思变,改革开放刚要起步,恢复高考给了流落到社会各个角落、家庭背景和人生遭际各不相同的一代青年一个公开、公平的机会。这不仅把人们重新引导上求学若渴的正道,而且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代中坚力量。”

  随着时代发展,高考制度也在不断变化。1999年参加高考的杜创然,现在是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实验高级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。他的命运因为那年的高考制度变革而改变:

  那一年,教育部开始推行“3+X”科目考试方案,杜创然的家乡广东省成为试点;那一年,中断多年的生物和地理重新变成了高考科目;也是那一年,高考志愿填报从考前填报变成了考后填报。尽管考后填报志愿给他的高考经历带来一丝波折,但杜创然依然觉得,“这比高考前填志愿更有指导性,也更加合理了。”

  然而,对杜创然影响最大的,还是1999年刚好赶上了中国高校第一次大规模扩招。当年全国的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增加到了160万,整整增加了52万人。“因为那次扩招,我们宿舍9个人没一个落榜,或好或坏,大家都顺利地上了大学。”杜创然说。

  2003年,中国高校自主招生时代大幕拉开。如今在北京一家央企工作的黄先生正是受益者之一。2005年,就读于湖北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黄先生因成绩优异,获得了参加中国人民大学(分数线,专业设置)自主招生的名额。他还记得当时的报名材料需要一份个人申请,展示自己的申请理由、性格特点、爱好特长、相关专业学习研究经历、学习能力、未来规划等情况,“为了给老师留下好印象,我先写了个初稿,老师和爸妈帮助修改了好几次,我才端端正正地把它誊抄在一张纸上,心里既紧张又期待”。

  当年冬天,黄先生来到北京参加考试。他回忆说,面试时老师问了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问题让他十分意外,“我就教育改革的重要性、必要性和具体建议谈了些想法”。最终,他顺利成为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资格生,享受人文科学实验班降10分录取政策。通过参加2006年高考,黄先生如愿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。黄先生表示,参加高校自主招生其实是一种锻炼,让自己对大学的认识更加深刻。

  承载为国选才的重大使命

  所有的故事总要有个开头。1977年恢复高考,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呢?

  著名教育家、北京师范大学(分数线,专业设置)资深教授顾明远告诉记者,恢复高考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国家对人才的渴望。

  顾明远说:“改革开放之初,我们一缺资金,二缺人才。要资金,就得开放,引进外资;不仅引进外资,还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。但引进技术以后,谁来承接这个技术呢?必须要靠人才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邓小平同志提出‘实现四个现代化,科学技术是关键,教育是基础’。可见作为选拔人才工具的高考有多么重要。”

  的确,在许多关于恢复高考的重要历史文献中,我们都能感受到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求贤若渴的心情。

  在1977年5月所作的《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》的重要讲话中,邓小平同志指出:“现在看来,同发达国家相比,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。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,苏联九十万,我们只有二十多万。”这个美苏中三国“120∶90∶20”的数据,在邓小平同志之后的讲话中被反复提及。

 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,曾任中国焊接学会理事长、清华大学(分数线,专业设置)机械系主任。1977年8月初,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,潘老就是与会代表之一。

  据潘老回忆,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在会上发言说,当时清华大学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素质参差不齐,很多人只有小学水平,到校后还要补习中学课程。邓小平当即插话说,那就干脆叫“清华中学”、“清华小学”,还叫什么大学!

 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表明,为现代化建设储备人才刻不容缓,恢复正常的高考选拔制度已经势在必行。

  事实证明,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。1980年到1982年间,1977年、1978年考录的共67万多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,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、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,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。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叫做“金77、银78”,对当时人才稀缺的中国社会来说,这些大学生们像金银一样珍贵。

  厦门大学(分数线,专业设置)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介绍,恢复高考后3年入学的90多万学子毕业后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,这批人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,“中国的经济起飞和高考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”。

  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

  除了选拔人才,实现社会流动、促进社会公平也是高考制度的题中之义。在恢复高考40多年的历史中,从来不乏寒门贵子的佳话。

  中科院院士、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平文仍清晰记得,年少的他为减轻家中负担,走街串户卖冰棍的情景。因为家境贫困,一家人全靠父亲种田糊口,张平文几乎不敢憧憬自己的未来。

  1984年,高考成绩全省前十的张平文被北大数学系录取。“在那个年代,如果没有高考,很多像我这样农村地区的孩子可能走不出来,更不可能做学问。”张平文说。

  对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院长周宝英来说,高考不仅是一次考试、一项制度,更是一种意义深远、蕴含丰富的精神,一种为理想奋斗的精神,一种公平正义的精神。

  “高考制度本身以公平为导向,体现的是唯才是举,是‘不看老子不看面子不看票子看卷子,不拼爹不拼娘不拼关系拼分数’。在高考制度下,每一位公民都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去努力、去竞争。”周宝英说。

  在顾明远看来,高考这种不论家境不论出身,人人皆可成才的公平性,可以视为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某种延续。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。中国历史上,科举制度让普通人也能通过考试实现向上流动。高考如今也成为了保障人才流动的机制。”顾明远说。

  “高考同时还促进了教育公平。”顾明远认为,教育公平不是教育的绝对平均主义,而是教育机会的公平、教育过程的公平。“在我看来,给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,就是最好的教育、最公平的教育。”

  40多年来,高考始终佐证着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信条。高考制度的存在,使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尊重知识、重视教育的风气。高考让广大人民群众相信,通过努力学习知识,就可以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,从而改变自身命运,使未来更加光明,人生更加精彩。

  责任编辑:闫国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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