:学者亲述:1977、1978年 我考了两次大学

学者亲述:1977、1978年 我考了两次大学
2018年07月11日 10:36 新京报

  改革开放40年——1978:让现实告诉未来

  1977、1978年,我考了两次大学

  说起来,我的几个成长阶段都踩在国家变局的点儿上。当时自以为明白,其实懵懵懂懂,是绝对的后知后觉。

  决定去见识一下高考

  还是先从恢复高考说起。

  1977年,我17岁,在北京第七十二中上高二。

  当时的学制没有高三,就到高二。“文化大革命”虽然结束了,让人有点盼头,但当时似乎高中毕业只有下农村一条路。大学从工农兵中挑选学员,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份儿。很多人都在千方百计躲插队。比如,当兵是最令人羡慕的去处。那年我也做过些努力,比如考福州军区对台广播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等,但一个也没成。

  1977年暑假之后,北京中学里气氛很不一般,同学老师见面谈的都是上大学的消息。我也蠢蠢欲动。

  慢慢地,恢复高考的消息比较确实了。各个学校纷纷开始行动,进行高考辅导。9月10日,学校也开始让我们报名参加提高班考试,要从高二的四个班里选拔出一个提高班来,所用题目是1963年初中生统考高中的题。我的成绩算相对比较好的,实际上很差。也就是说,经过“文革”,高中毕业生的程度还不及1963年的初中毕业生。

  我的文化基础很差,也想放弃1977年高考,好好补习,来年再考。但后来还是决定试试,增加一次实战机会,见识一下什么是高考。

  11月中旬,“大学热达到极大值”。提高班再不是权宜之计,而要成为专为高考生开设的班。也就是要在毕业前,重新打破班级界限,分班。我自然是进了提高班。

  11月18日,日记记载:“下午报了名”,19日“发了高考报名表。”此时,距离高考也就20天了。从知道有高考这回事到参加高考,时间极其短促。天天熬夜,去一切可能更好的地方听课。比如,去北师大听过电学。

  备战下一次高考

  12月10日是北京市高考的日子。我们学校大约八名同学参加高考。我考理科。那时的观念是理科不行的才考文科。“老三届”多考文科,他们年纪大,有阅历,读书多,数理化丢得年头长。

  这年,我家有两个高考生。姐姐从农村插队回城,在北京地安门五金商店当售货员。白天上完班,夜里我把当天提高班上课的内容给她讲一遍,给她做习题、试卷。

  1978年1月21日我算正式高中毕业了;2月27日,接到通知回校学习。

  还不知道上一次高考成绩,已经为下一次高考备战了。两次中间只有半年时间。期间,我开始拜访和求教于名师,找了二中的语文雷老师、八十中的物理邵老师等等。每个星期六晚上,我们彼此不认识的好多人,都去邵老师家,挤在小屋里,听他讲物理。他用拓蓝纸,复写数份作为板书,讲完课,我们抢着拿一份,那真是漂亮之极!他讲得好,给我开了窍。后来,我的高考成绩数物理最好。

  1978年的高考不再是各省考试,而是全国统考,加试外语,物理、化学不再合并而是分开考。3月16日,前一年的高考成绩下来了,我得292分。77级录取对老三届和在校生要求不一,我们大概需要高出几十分,我没达到要求。

  这中间,还有件事值得一说。3月19日,在北京举行科学大会,人民日报刊登了我妈妈的二伯孔宪武的事迹《勤奋治学五十年》。孔宪武是植物分类学家,时年81岁。科学大会在全国掀起了重视科学和知识分子的热潮,我也因孔宪武而感到光荣和受到激励。

  7月23日高考完毕,8月16日公布高考成绩:372分。在七十二中,只有四位考取,女生只我一人,去上海机械学院自动化系自动化仪表专业。

  8月31日,北京盛传要扩大招生名额,分数宽限到300分。这样一来,我家双喜临门。姐姐也被录取了,她在化工学院学化工机械。两个人满足了父母的希望:学工。

  去外地上大学

  1978年10月初,我去上海机械学院报到。家人到北京站送行。1978年是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,有610万考生,录取了29.3万,考取比例是4.8%。到了年底又扩招11万。

  入学不久就有一场报告会是在10月19日,“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。说起来,我的几个成长阶段都踩在国家变局的点儿上。当时自以为明白,其实懵懵懂懂,是绝对的后知后觉。

  去外地上大学,获得一种独立感,也生出许多亲情友情,每个月要写几十封信,常常上课写信不好好听课。

  上了大学才确知自己一点都不喜欢自动化仪表这个专业。理工科学生很辛苦,77、78级尤其刻苦。前几年回母校,电路老师说他教书50年,我们自仪78级是最好的学生。他说,这是绝对的,不会对77级某班说他们是最好的。

  说实在,听老师这么说我很惭愧。除了不喜欢,不够刻苦,我也不善于管理时间,功课学得很吃力,成绩也不算好,有很大的挫折感。在日记里,一遍遍问自己:“当个科学家?不!这不是我所能够的。当个女技术员,在工厂里尽我的力量勤恳工作?我迷茫了……”

  留下记忆的都不是日常的规定动作,而是那些照亮了我整个大学时代的社会活动。我把很多精力用在了文工团、广播台上,参加上海市高校汇演、演讲,还有打排球。邓丽君对我们这一代影响太深了,听着录音带记歌词,学唱,那时候流传过来的差不多都会唱。

  我的毕业设计是“计算机模式识别”,在当时是比较新鲜的题目。一边忙着编程序、上机;一边提心吊胆分配去向。1982年7月1日毕业答辩通过,成绩是优;7月21日公布分配方案。我的名字第一个被念到,去机械工业部销售技术服务公司。7月24日离开上海回北京。8月16日报到上班。这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,它同时是机械部的一个职能局:销售管理局。在改革之初,机械工业要走向市场,就开了这么一个窗口,亲自做起了生意。我在商情处,做市场预测。几乎是坐进办公室的第一天,我就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,它不是我的理想。

  在毕业30年聚会上,同学嗔怪我们三个分回北京在部里工作的都离开了,或下海或自由职业。如今大学毕业生打破头地报考公务员,而我当年为了考研究生,离开机械工业部承受好多压力。那时候,人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出了时代风气。

  □柳红(学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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